两任妻子郁郁而终,6子女恨之入骨,独活93岁原配子女无一送终
1989年,北京协和医院,一位老人正走向生命的终点。 早在多年前, 他的两任妻子先后郁郁而终,此后他的6个子女对他恨之入骨 。 他独活到93岁,原配子女却无一人给他送终 。 他到底是谁?又为何沦落到如此境地? 少年志气 1896年初冬,江苏镇江茅家, 长孙茅以升呱呱坠地 。 百日那天,他的祖父茅谦亲在为他写了一幅字: 志在四方,桥通天下 。 茅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, 祖父茅谦是晚清重臣 ,兼通诗书礼乐与水利工程,是那个年代难得的文理兼修之才。 父亲茅乃登是一名有抱负的 新闻工作者 ,曾在《南洋官报》任职。 茅以升生性聪慧,记忆力惊人 ,据说七岁那年,他能将《诗经》倒背如流,还能说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七十多位。 祖父为此专门请来私塾老师, 对他严加管教 ,甚至亲自监课。 他十岁那年的端午节, 家乡举行龙舟赛 ,万人空巷,人们争相涌向文德桥上观赛。 茅以升也跟着大人一同前去,站在桥的一端欣赏着龙舟争渡的壮观场面。 年幼的他一时肚子不适, 便独自离开人群去上厕所 。 走出没几步,身后便传来一声震天的巨响, 文德桥竟然塌了 。 桥上的人一时间跌入水中,惨叫声与石块砸水的轰鸣混成一片,场面如人间炼狱。 年仅十岁的他,亲眼看见几名乡亲被石块压住、被激流卷走,鲜血在水面上染出一大片暗红。 那一夜,他发了高烧,连连梦中惊醒,嘴里反复念着:“ 我长大以后,要造一座永远不会塌的桥。 ” 自此以后,每次经过桥梁,他都会蹲下观察良久,从桥面看到桥墩,从砖石结构琢磨到受力原理。 他把所有看到的桥画下来,剪贴在本子里,密密麻麻记满了几大册。 祖父看着孙子转向土木工程,不但没有阻止,反而欣慰地对他说:“ 为国造桥,胜过中状元 。” 1916年,茅以升从唐山交通大学(今西南交通大学)毕业。 年仅二十岁的他,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官费留美资格, 即将踏上赴美求学之路 。 可就在此时, 家里却已悄然替他安排好一桩婚事 。 患难夫妻 早在茅以升十七八岁时,祖父茅谦便与 老友戴祝尧 定下两家结亲的口头之约。 戴祝尧是书法大家,家族代代书香, 孙女戴传蕙是端庄温婉的大家闺秀 。 得知婚约已定,茅以升一开始颇为排斥,他是留洋派,接受的是西方教育,向往自由恋爱,不愿屈从于“父母之命”。 但在家人一再坚持下, 他不得不前往戴家见礼 。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午后,他踏入戴家花厅,见到一位身穿素雅旗袍的少女站在窗前抚琴。 她轻轻抬头,恰好与他四目相对,那一刻,他竟生出几分羞怯,脑海一片空白。 少女向他轻轻一笑,瞬间融化了他心中的所有抗拒。 从那日开始, 他不再反对婚约 ,甚至在日记中写道:“人间最幸,莫过于此。” 对于他来说,那一场包办婚姻,竟成了命运赐予他最温柔的意外。 婚后的头几年,他们几乎聚少离多。 1916年, 茅以升远赴美国求学 ,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桥梁科学,后又在卡耐基工学院一鼓作气攻读博士。 求学的三年,戴传蕙守着家中的老屋,把年幼的儿子哄睡后,还要细心侍奉公婆、打理柴米油盐。 她从未说过一声苦,也从未向外人抱怨丈夫的“不顾家”。 她深知,丈夫肩上的担子远比一般男人沉重。 每当夜深人静,信纸散落在灯下,她便拿起笔,一笔一划写下近况。 1920年, 茅以升学成归国 ,一家人终于团聚。 但由于工作和种种原因, 他们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,不断迁徙 。 每一次搬迁,戴传蕙都亲自打点,她总能用最短的时间,将一个陌生城市的屋檐变成“家”。 茅以升则是标准的“工作狂” ,上课、科研、设计、校务,时间被切得满满当当。 他不是不关心家人,而是心里那道“工程第一”的铁律,让他很难抽出身来陪伴妻子与孩子。 但他从不忽略对戴传蕙的感情,出差前,他会为她备一封长信。 逢年过节,必送一只亲手选的发簪或绣扇;家中子女学业,他也会趁夜与她低声商量。 但哪怕是最深的感情,也敌不过现实的重压。 1930年,茅以升调任江苏水利局局长, 一年后突遇南京大水患 。 洪水肆虐,民众哀嚎,城市交通、供水系统几乎瘫痪。 他尽职尽责、奔波调度,甚至彻夜未归,可作为主管官员, 他还是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 。 尽管这场灾难本属天灾, 但他仍主动请辞 ,未留恋官位半分。 她能感受到丈夫日渐沉默的眼神中藏着的焦灼,而这份焦灼,也影响到了她。 那些年,她身体愈发虚弱,精神时常恍惚。 医生建议静养,她却一再推辞,只说:“ 家里没人能离得开我 。” 直到茅以升强硬地将她送往香山静养,她才终于低头。 静养期间,茅以升几乎每日写信慰问,有时还会亲自驱车前来。 几年间,她的病情确有起色,家中也渐渐重回温情旧景,那是一段难得的安稳时光。 可这份安稳太短暂,当钱塘江大桥的建设计划落地, 茅以升再次被召唤 。 他再次投入工程一线,而她,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角色: 等待的妻子 。 那年秋天, 戴传蕙的抑郁再度加重 。 悔恨晚来 1946年的